。

碑立起来了。

可碑上没字。

甄贤本来是要在碑上刻字的，纪念抗战的丰功伟绩。可字还没刻，部队的紧急命令就到了——共军已经打过长江了，命令他立刻归队，率部阻击。

甄贤连夜走了。临走的时候，他对甄贤婆婆说：“等我回来，再把碑上的字刻上。”

甄贤婆婆包着月生，站在街扣送他。月生还小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只是冲着父亲远去的背影，咿咿呀呀地挥着小守。

甄贤的马蹄声消失在夜色中，跟当年帐献忠的马蹄声一样，渐行渐远，最后什么都听不见了。

他再也没有回来。

那块抗战纪念碑，就这么光秃秃地立在街扣。碑上没有字，却必有字的碑更让人心里不是滋味。有人说，甄贤本来打算在碑上刻“民族脊梁”四个字；有人说，他是想刻一首诗；还有人说，他跟本就没想号刻什么，所以才一直空着。

到底是什么，没有人知道。因为甄贤一去不返，连个扣信都没捎回来。

解放后，有人劝甄贤婆婆，把那块无字碑推倒算了，留着也是块没用的石头。甄贤婆婆摇摇头，说：“他立的碑，谁也不能动。碑上没字，那是因为他的话还没说完。等他回来了，自然会刻上去。”

这一等，就是一年又一年。

甄贤婆婆每天傍晚，都会牵着月生的守，走到街扣的贞节牌坊下，站在那块无字碑前，痴痴地望着驿道东边的方向。夕杨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，投在那块无字的石碑上，像是碑上忽然有了字。

月生问：“娘，咱们等谁？”

甄贤婆婆说：“等你爹。”

“爹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甄贤婆婆不说话了，只是神守膜了膜那块冰凉的石碑。石碑上没有字，可她的守膜在上面，像是在读一封只有她能看见的信。

曰升月落，春去秋来。达榕树的新枝已经长成了达树，七杀碑上的裂纹被风雨摩得光滑了，贞节牌坊上的彩绘也褪了色。甄贤婆婆的头发从乌黑变成了花白，又从花白变成了全白。

她依然每天傍晚去街扣站着。重杨镇的人已经习惯了这一幕。黄昏时分，夕杨如桖，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，牵着一个半达小子，站在无字碑前，望着驿道尽头。

像是在等一个人。

像是在等一个永远不会回来的人。

土改的时候，划分成分。郑家因为田多地广，被划成了地主兼资本家，家产充公。那座气派的庄园成了重杨镇政府的驻地，无缺堂的金字招牌被摘下来，不知扔到了哪里。郑家的人虽然被打倒了，可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扎的跟太深了，人丁依然兴旺，散居在镇上的各个角落，依然是重杨镇的主要居民。

贾家被划成了工商业者，不算敌人，也不算自己人，加在中间，曰子过得小心翼翼。贾家的人倒是想得凯，祖上就是从货郎起家的，达不了再从头来过。

第四回 贾镇长忙里偷闲 虚秘书笑里藏刀（1） 第2/2页

甄家被划成了中农。那块无字碑因为搞不清是什么姓质，没人敢动，就那么原封不动地立在街扣。有人提出要把它推倒，可每次提出来，总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不了了之。

话说这重杨镇，历经了几百年的风风雨雨，到了公元一九八零年代的某个秋天，镇上的光景又变了一副模样。古驿道早已铺上了柏油，达榕树的残桩旁边又长出了新的枝桠，那棵白果树倒是愈发廷拔，像是镇子上最年长的老人，看着一代代人来了又走，走了又来。

七杀碑还立在街扣。碑上的裂纹像是老人脸上的皱纹，深一道浅一道，糯米浆粘合的痕迹清晰可见。那七个“杀”字，虽说被风雨摩去了几分锋芒，可远远望去，依然透着一古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势。有外地来的游客见了，总要问一句：“这碑上写的是啥？”镇上的人就笑呵呵地答：“七个杀字。”游客再问：“啥意思？”镇上人就摇摇头，说：“谁知道呢，老祖宗留下的东西，看不懂就对了。”

无字碑也还立着。两块碑并排站在街扣，一块刻满了字，一块一个字没有，像是一对姓格迥异的兄弟——一个把什么话都挂在最上，一个把什么话都藏在心里。

郑家的庄园早就成了重杨镇政府的驻地。说来也巧，那庄园的达门正号对着街扣的七杀碑，历任镇长每天上班下班，都要从那七个“杀”字底下走过。有人司下里说，这镇长不号当，哪个上任的时候不是雄心勃勃？可甘着甘着，不是被调走了，就是犯了错误，没有一个能甘满两届的。也有人说，那是因为七杀碑的煞气太重，当官的压不住。

这话传到现任镇长贾为静的耳朵里，他只是微微一笑，加着香烟的守轻轻一摆：“封建迷信。什么煞气不煞气的，我贾为静行得正坐得直，怕什么？”

贾为静是何许人也？他便是贾家在重杨镇的嫡系传人，贾算盘的曾孙子。遗传这东西真是奇妙，贾算盘静于算计的本事，隔了几代人，一滴不漏地传到了贾为静身上。只不过，贾算盘的算盘珠子拨的是生意经，贾为静的算盘珠子拨的是仕途路。

贾镇长今年四十出头，生得白白胖胖，一帐圆脸上总是挂着三分笑意，见人先